文化中国谈：从“仁孝治天下”到“科技强国”
编辑：admin 日期：2020-01-31 14:32:34 / 人气：
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撑，代表着进步，一贯而入，所向披靡；中国文化则像古董，看着好玩，在国际竞争中全不实用，步步后退，几乎要
被连根拔起。
经历过洋务运动、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后，有识之士愈发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与制度，可东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，导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，于是便有了“假如采用西方化，非根本排斥东方化不可”的呼声。
可是，究竟何为东方化？何为西方化？二者又有何本质差异？不对这些问题做个彻底探究，要改造文化谈何容易。在那个大师辈出的时代，
梁漱溟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中西文化之根本差异
对于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一书，梁先生事后多有悔恼之语，认为书中观点多有偏颇错误之处，并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。不过，对书中核心论点，梁先生又极其自信，自言“百世以俟，不易吾言”，并补充道，
“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，纵有许多错误、偏颇、缺欠，而大端已立，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。”
关于东西文化，梁漱溟认为，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；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。中国的很多事物，都是师徒心传的手艺（特指封建时代的中国，下同，作者注），没有形成专门的学问，所以“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，诡秘不可以理论，才算能事”；而西方则靠科学，“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，于论理一毫不敢苟”，把一切分门别类，衍生出细分的学科和学问。
以看病为例，西医处方，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，无大出入；中医的高手，水平全在开单用药，病灶病因与药品温凉，凭主观判断，十个医生十个药方，可以十分悬殊。
随之而来，西方文化求新，事事日新月异；中国文化尚古，几千年不见进步。因为
“科学求公例原则，要大家共认证实的，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，其所贵便在新发明，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逐步前进，当然今胜于古。艺术在乎天才秘巧，是个人独得的，前人的造诣，后人每觉赶不上，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，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。”
在中国，“既无学术可以准据，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。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，都是如此”。所以，中国的读书人，熟读四书五经，案子也审得，财政也理得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成了一件事；在西方，则决然不同。这就显出了19世纪之前中西方在社会治理上的区别：中国尚人治，西方尚法治。
人治之下，自然有尊卑高下，有“治人”与“治于人”之别，且“有权的无限有权，无权的无限无权”，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，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，正所谓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”。
中国人在国家一面是皇帝的臣民，在亲子之间便是父母的儿女，是父母所有的东西。“他父亲如果打死他，卖掉他都可以的，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，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，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属有的东西，打她、饿她、卖掉她，很不算事”。此便是所谓的“三纲”，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。
西方法治之下，人人“治人”，人人也“治于人”，去尊卑而得平等。“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，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”，于是便有了“个性的伸展”。个性伸展必然辅以社会组织发达，否则各行其是，没有协调，是走不通的。个性与社会性，互为扶持，缺一不可，所以西方的社团群体也很发达。
因社会性发达，西方注重社会公德，讲究公私分明；中国则讲五伦私德（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），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顾法律，公私不分明。
文化差异因何而生？
上面略讲中西文化差异，但差异因何而生呢？同时代的学者多讲“地理决定论”，即“希腊国小山多，土地硗瘠，食物不丰，勤劳为活，所以要发明自然科学，征服自然；中国地大物博，无发明自然科学之必要，所以卒不能产生自然科学”。
梁漱溟先生并不认同，在他看来，迫促的境遇不是适于产生科学的缘法，倒要从容一点才行，单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，其结果只能产生“手艺”“技术”而不能产生“科学”。所以，西方文化里对科学的推崇，与“希腊国小山多，土地硗瘠”无根本关系。
梁先生认为，文化并非别的，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。文化的不同，根源于面对生活中的问题，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同。
面对问题时，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三个路径：（一）向前面要求；（二）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、调和、持中；（三）转身向后去要求。对应来看，西方文化，是以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，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；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、调和、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，走的是与自然融合的路子；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，走的是出世的路子。
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，西方无疑走的是第三条路，寻求在天国得救，但文艺复兴重新让西方走向第一条路。关于这种转变，著名教育家蒋梦麟曾评论道：
“文运复兴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，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。……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，一向从那方面走——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——愈演愈大，酿成十六世纪的‘大改革’，十八世纪的‘大光明’，十九世纪的‘科学时代’，二十世纪的‘平民主义’”。
《欧洲文艺复兴史》的作者蒋百里先生也曾评论道，“人也者，非神之罪人，尤非教会之奴隶，我有耳目，不能绝聪明；我有头脑，不能绝思想；我有良心，不能绝判断”。足可见，摆脱了教会的辖制，西方文化才终于走上了“向前要求”之路，开辟了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的新时代。
就中国而言，在走第二条路，如梁先生所言，
“中国这一套东西，大约都具于《周易》。讲《易经》的许多家的说法原也各有不同，无论如何不同，却有一个为大家公认的中心意思，就是‘调和’。他们虽然不一定像这样说词，而他们心目中的意思确是如此，其大意以为宇宙间实没有那绝对的、单的、极端的、一偏的、不调和的事物；如果有这些东西，也一定是隐而不现的。凡是现出来的东西都是相对、双、中庸、平衡、调和。”
在这种文化思想下，“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、知足、寡欲、摄生，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，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……他持这种态度，当然不能有什么征服自然的魄力……他持这种态度，对于自然，根本不为解析打碎的观察，而走入玄学直观的路”。
至于印度，则是第三条路，“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，也不像中国人的安遇知足，他是努力于解脱这个生活（出世）的”。
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
由于西方国势强盛，所以一般人看来，西方文化的第一条路是高级的，而印度第三条路则是落后的。梁漱溟先生所认恰恰相反，在他看来，
“西洋文化的胜利，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，而中国文化、印度文化在今日（1920年代，作者注）的失败，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，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。人类文化之初，都不能不走第一路，中国人自也这样，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；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，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。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，第一路不能不走，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？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——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；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，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。”
所以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，并非落后于西方文化，只是提前跳过了第一阶段罢了。如印度文化，因先天条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条路：
“大约印度当时因天然赐予之厚，生活差不多不成问题，他们享有温热的天气，沃腴的土地，丰富的雨量，果树满山，谷类遍地，不要怎样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质需要，而且天气过热也不宜于操作；因此饱足之余，就要来问那较高的问题了。”
当然，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条路，与其种姓制度也有关系。“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，非可遍及于平民，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、生计有安顿的人，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。”
就中西文化而言，梁先生也是认定为讲究“调和”的中国文化更胜一些。在他看来，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，表面非常富丽，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，因为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，以致精神沦丧苦闷，所得虽多，实在未曾从容享受。正所谓，
“无论什么人——自低等至高等地位——都要聚精会神在经济竞争上：小心提防失败、贫困、地位低降，而努力刻意营求财货。时时刻刻算帐并且抑制活泼的情感，而统驭着自己，去走所计算得那条路。他不敢高狂，不敢狷介，不敢慷慨多情乃并不敢恋爱；总之不敢凭着直觉而动。……其苦恼还不在抑制统御，而在抑制统御之后所生烦闷、倦疲、人生空虚之感。这才是大苦恼，人当此际简直会要溃裂横决！断不会容他长久如此。”
所以，尽管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第一阶段是必经阶段，但终归，人类社会要从物质不满足时代进入精神不安宁时代。这个时候，人类不再能承受“以对物的态度对人”，也不能容忍“外面生活富丽，内里生活却贫乏至于零”的状态，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变。
于是，自然得出一个结论，中国文化是要复兴的。
跳级却是行不通的
但是，复兴是未来的事，当下阶段却要补课，即提倡奋往向前的风气，着力于科学精神的发展。
“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没有什么不及西方之处；所有的不好不对，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点，就在步骤凌乱，成熟太早，不合时宜。”
我们处于第一个问题之下的世界（物质不满足时代），却直接走上第二条路（精神层面），一旦与世界接轨，必然是节节失败。
站在1920年代的时间节点，梁先生得出结论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推动科学精神的发展、追求个性之伸展，仍是复兴传统文化之前所
必经之阶段。
以上，仅仅粗略概述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要点，更多精彩观点，建议大家去看看原书。本书虽成于1920年代，但文化演变何其缓慢，时至今日，书中的真知灼见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环境与社会，仍有诸多启发裨益。经典，向来是不过时的。
进入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仍处在补课的第一阶段——追求创新、奋勇向前。这个阶段侧重于物质进步，难免对精神层面照看不足，但世间本就没有两全之事，跨过这个阶段，才能进入下个阶段。
就每个人而言，倒不妨多接触传统文化，丰富精神生活，与注重物质进步的大环境做个调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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